編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作為一部重要的基礎性黨內法規，《條例》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突出問題，體現了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堪稱全面從嚴治黨的又一利器。本報從即日起陸續刊發系列解讀文章，系統闡釋《條例》的精髓和要義，敬請關注。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隆重舉行。一周后，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回望近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后繼、接續奮斗，以大無畏的擔當精神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
如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身體力行“擔當”二字，做到為黨盡職、為民盡責。
作為我們黨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基礎性黨內法規，《條例》旨在通過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以強力問責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這一條可謂字字千鈞，明確了《條例》制定的目標任務，體現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核心要義，釋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條例》起草組有關負責人表示。
去年對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的徹底調查和追責，就是我們黨失責必問的典型一例。涉案477人全部受到嚴肅處理，時任南充市委書記劉宏建因犯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時任市紀委、市委組織部主要負責人也因失職瀆職受到嚴懲。
實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問責已經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言岀紀隨，高懸問責利劍，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共對4.5萬余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問責，體現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鮮明態度。
然而，盡管問責工作不斷取得進展，當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突出反映在問責內容不聚焦，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沒有緊扣全面從嚴治黨；責任概念不準確，界定不清晰，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規定過于原則，問責主體不明確。
去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問責的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問責既要對事、也要對人，要問到具體人頭上。”
此次《條例》在第四條中，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過去在問責工作中，存在著權責不對等的問題。有的領導干部在任職時當仁不讓，履職履責卻敷衍含糊、不敢擔當。”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蔣來用表示，《條例》通過明確問責對象，把管黨治黨的責任實打實地給黨組織和領導干部扛上。
“《條例》第四條的內容，有三個要點值得注意。”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過勇認為，首先，規定了既追究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也追究領導責任，實現了責任追究的“全覆蓋”；其次，問責對象既包括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包括了黨的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責任落實的鮮明態度；再次，將“主要負責人”列為問責重點，突出了抓牢“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的思路。
責任清方能問責準。
為進一步厘清責任，確保精準問責，《條例》第五條專門就“責任劃分”進行了規定，明確了領導班子、班子主要負責人、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各自應承擔的責任。
“這說得很明確，不僅僅是主要負責人，每一名班子成員都肩負有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通過把責任壓給每一個人，體現了有權就有責的要求。”蔣來用說。
值得注意的是，問責主體在有的時候也會成為問責對象。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不能手電筒只對著下級。尤其是各省（區、市）和中央部委黨委（黨組），要在對下級失責必問的同時扛起自身應負的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否則自己也會“挨板子”。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貫徹落實《條例》，最終要落腳到共產黨人“忠誠干凈擔當”的品質上。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要聯系各自實際抓好《條例》的貫徹執行，夯實治黨之責，敢于較真碰硬，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記者何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