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3-16 08:12:37
洛川會議舊址紀念館（資料圖片）
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是我們黨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黨的建設實踐中，提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等一系列黨建理論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
從一大到六大，黨的建設逐步發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意識到加強自身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在斗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在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建設一個具有深厚群眾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1920年2月，毛澤東在《致陶毅信》中就指出，要完成改造中國與世界之大業，就必須“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
1921年召開的中共一大，在討論黨的性質、最終奮斗目標以及黨的現階段斗爭目標和策略等問題的同時，對黨的自身建設問題也進行了討論甚至是激烈爭論，包括黨的奮斗目標、黨的組織原則問題、共產黨與別黨的關系問題、黨員能否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問題、黨的組織紀律問題、地方組織建設問題、發展新黨員的手續等，這些問題都寫入《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份黨建文獻。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指出，“凡一個革命的黨，若是缺少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入黨程序、黨組織的設置、黨的會議制度、黨的紀律等作出嚴格規定，對于健全黨內生活、促進黨組織的發展鞏固起到了積極作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嚴格了黨員入黨手續，增加了黨員候補期的規定，首次提出黨員可以自愿退黨，同時，對黨的地方執行委員會的成立條件和委員人數作了修改。會議還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規定了黨的基層單位為支部。會議還通過《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強調“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支部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教育黨員，吸收黨員，并且在無黨的群眾中去煽動和宣傳，幫助他們組織俱樂部、勞動學校、互助會。”1927年4月中共五大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把“黨的建設”單列一章，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組織原則。
從井岡山到古田會議，毛澤東建黨思想的生動實踐
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看到加強黨的建設的緊迫性，領導開展了三灣改編、水口建黨等黨的建設活動。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
1929年底，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古田會議旗幟鮮明地提出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對于紅四軍和其他紅軍部隊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古田會議后，紅軍隊伍和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紅軍在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不良傾向作斗爭中迅速成長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1930年底，中共中央制定《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1931年11月贛南會議通過《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1932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編印《新黨員訓練大綱》，對黨的主張、組織、紀律、任務等都作了說明，以此加強對農民出身黨員的思想教育。1932年春，中共蘇區中央局開辦中央黨校。1933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局專門就黨內教育計劃問題致信各級黨支部，要求通過舉辦各類短期訓練班來培訓黨員干部。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開始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限于當時的條件，沒有全面討論政治路線、黨的建設等方面的問題。但是隨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黨的建設也有了新的發展。
從全面抗戰前夕到全面抗戰初期，黨的建設展現新局面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同時，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反對關門主義和“唯成分論”的新要求。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為了完成中國共產黨在偉大歷史時期所擔負的神圣任務，必須在組織上擴大與鞏固黨。”強調“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的戰士。”1937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來自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紅軍的黨員代表參加會議，毛澤東在作會議總結時，強調要加強對黨的組織建設，特別是要重視干部問題，“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
全國性抗日戰爭開始后，黨的隊伍和革命團體內部出現取消思想斗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等錯誤傾向，為了批判這些錯誤思想，1937年9月，毛澤東發表《反對自由主義》，分析了自由主義的危害、來源、思想方法和性質，提出要將反對自由主義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任務。
1937年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強調黨對抗戰的領導責任和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不僅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而且為黨的自身建設指明了方向。隨著國共合作的建立，敵后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黨的力量遠不能滿足各方面工作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針對全面抗戰爆發后的形勢任務，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圣的任務，強大的黨的組織是必要的。”隨著決議精神的貫徹執行，黨組織和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到1938年底，全國的中共黨員人數從全面抗戰爆發時4萬多人增加到50多萬人。許多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區建立了黨的組織和領導機構。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舉行，這次會議是黨的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開會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2人、中央委員5人，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的負責人38人。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等文件。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的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是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問題的代表性著作，圍繞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于何種地位問題，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問題，對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范作用、干部政策、黨的紀律、黨的民主、加強學習和團結等作了全面闡述。《論新階段》全文發表在1938年11月25日《解放》周刊上，成為全黨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指引，延安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熱潮，同時，加大了對干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組織審查的力度。
從《〈共產黨人〉發刊詞》到《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把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來推進
1939年10月，黨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正式創刊，毛澤東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件法寶，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為了更好地發揮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毛澤東強調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并將這一任務稱為“偉大的工程”。
《〈共產黨人〉發刊詞》對18年來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的經驗進行系統總結，闡明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生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同中國共產黨建設實際相結合。毛澤東立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形勢，對黨的建設作出戰略性判斷，指出，“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毛澤東認為從黨的領導骨干、黨員的某些成分、黨的總路線和革命工作上看，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組織，這些新組織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對于老黨員，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對于老組織，也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進一步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毛澤東把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系起來，科學回答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重大問題，為中國共產黨更好地適應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帶來的眾多挑戰和更好地解決黨的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指明了正確方向，從而“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
皖南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研究事變后的局勢與對策。毛澤東指出，“自遵義會議后黨內思想斗爭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寬的方向去了。對干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中央提出，“全黨特別是軍隊中干部與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決不可輕視”。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黨提出加強黨性教育的問題。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了各種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如個人主義、無組織狀態、分散主義等，并提出了克服這些錯誤傾向所應采取的措施和辦法。194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撰寫《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指出，黨中央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絕不是偶然的，因為“我們的黨生存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各階級、各階層的復雜的不同的思想意識，不能不影響我們的黨和我們的黨員”。此后，增強黨性鍛煉成為黨的建設這項“偉大工程”的一個重要內容。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發展。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新的歷史時期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1997年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寫進報告。2009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黨的根本性建設，把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設，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持之以恒正風肅紀，用鐵的紀律管黨治黨，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使我們黨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純潔、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戰斗力。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一次把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并提。2017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與偉大斗爭、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并提。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四個偉大”的辯證關系，指出：“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作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八項任務，號召全黨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在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是我們黨首次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引領下，我們黨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丁余）